本諸知己，歸于經世
——關中年夜儒劉光蕡學述
作者：嚴壽澂
來源：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原載于景海峰編《經典、經學儒家思惟的現代詮釋》國民出書社2015版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仲春十三日丙申
耶穌2017年3月10日
一、序說
咸陽劉光蕡，字煥唐，號古愚（1843-1903），清末關中年夜儒。《清儒學案·古愚學案》卷首云：“清季士年夜夫恫於內憂內亂，知非僅治考證詞翰者所能拯救，乃思以經世厲全國。古愚講學關中，本諸知己，導之經術，欲使官、吏、兵、農、工、商各明其學，以捍國度。自謂本日講學，宜深刻不宜高深，可見其主旨。”[i]古愚治學主旨，可謂盡於此數語中。
陳散原〈劉古愚師長教師傳〉謂：古愚
少掉父母，稍長，避寇醴泉、興平間，窘至粥餅餌於市，夜復為人轉磨屑麥，資一飽。亂定回里，試進府庠，交名儒李編修寅柏、舉人景偉，遂益究漢宋儒者之說，尤取陽明本諸知己者，回於經世。舉光緒乙亥科鄉試，赴禮部試，不第，乃退居傳授數十年，終其身。當是時，中國久積弱，屢被外侮，師長教師氣憤，務通經致用，灌注貫注新學新法新器以救包養網VIP之，以此為學，亦以此為教。歷主涇陽、涇干、味經、崇實諸書院。其法分課編日程，躬與切摩，強聒不舍。門門生千數百人，成績者眾，而關中風趨亦為一變矣。[ii]
陳澹然為古愚撰墓表，云：“師長教師年夜道為公，獨憂鄉國。粗衣惡食，泰然自若。冬不爐，暑不扇。，拂曉即起，整天輒端坐唸書，或批答諸誕辰記，至丙夜乃休。所言無一非經世治平易近之道，飢冷貧窘，泊若相忘。暮年束修所進，盡諸軋機、製蠟及義塾之中，未嘗一私厥室。”又云：“關中自橫渠倡道，名哲代興，年夜都明體為宗，而時措或寡。晚近騖名之士，號通時變，而行誼或不忍言。師長教師慧本誠生，用回時措，孤冷挺拔，廓此閎橅，富貴不移，堅毅不拔，嗚乎，可謂百代真儒矣。”[iii]
按：古愚繫心家國，痌瘝在抱，努力於將士年夜夫之學淺顯化，傳布平易近間，同時鼎力倡導新學理、新常識、新器械，一以經世致用為回。清季學者中，最具陽明“知行合一”、“致知己”及“親平易近”精力，艱難卓盡、畢生以之者，當推古愚為第一，的是關中年夜儒。並且其所謂“欲使官、吏、兵、農、工、商各明其學，以捍國度”，則駸駸越出了二千年來士年夜夫之學的樊籬，其心目中的國度事務，亦已非士年夜夫的專利，故錢賓四認為，古愚之學“亦不妥以關學限者”。[iv]
二、親平易近與致知己
古愚認為，“為學次序遞次是《年夜學》精意地點”，凡“全國萬世之人所當學”者，“此篇以三千四百三十二字括之而無遺。宏綱既舉，而詳目又極詳密。故此篇言學，為古今有一無二之書”。“立念以六合平易近物為一體，而學以批注其理，然後實為其事，則範疇六合，曲成萬物矣。故曰‘年夜學’也”。[v]
此書開首曰：“年夜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平易近，在至於至善。”古愚不取朱子改本，以“親平易近”為是。釋云：“明德是道之本，親平易近是道之量，至善則學道之詣也。明德是性善，親平易近即仁也。有此明德發見於外，第一念便是仁，所謂六合生物之心，元者，善之長也。親平易近之節文是禮，即至善也。止至善，‘止’字中有‘義’字在。蓋審度而止之，即義也。”又云：“道由路也。年夜學之道，是由明德以親平易近之路。明德不親平易近，即無道。故年夜學之道生於平易近，無平易近即無道。六合間萬事皆起於有己有人。若天僅生我一人，則德不與人接，誰謂其不明，亦無貴於明哉？聖賢立學之意，凡認為平易近也。學者有志於學，須登時有平易近胞物與之量，方可言學。”又云：“人惟視平易近不親，故忍以神通愚平易近，刑威迫平易近。後代一切猜防平易近之霸政，皆由視平易近不親而生。故‘親’之一字，為霸道之根源，蓋為‘新’，則霸道之感化也。”[vi]
按：以上三段話，提醒了古愚生平治學主旨，即：明德乃人所固有，無間於古今，無隔乎中外，此即所謂性善。此明德發明於外，第一念即是仁，即所謂六合生物之心。同時又須知，世上盡無零丁一人，不與別人接觸者。故“親”之一字，至關主要，乃霸道根源地點，所謂新平易近，則已落進第二層，只是“感化”或後果。綜上所述，可見古愚學脈，恰是島田虔次所謂程明道、王陽明、譚嗣統一系的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惟。[vii]（但是譚氏過分保守，與文中所說起之其他諸人，其同或不堪其異。）
古愚又曰：
古本以誠意為傳之首章，此年夜有精義。從全國推到心，皆以漸而精，由外而內，由心推到意。朱子訓意為心之所發，是復由內推向外矣。此恐未是。劉念臺訓意為心之主，若今云主張也。此解甚精。不雅後誠意傳中好惡是意，如好色惡臭是誠。然則意是人心能為好惡之根。故《年夜學》、《中庸》之獨，即孟子所為幾希，即心所具之性。意發於獨，即孟子所謂性善也。性本善，故天然好善；本無惡，故天然惡惡。特患自拂天性，故須誠耳。知是意之靈明處，物是意之精實處。萬物皆備於我矣，故全國之物皆意中之物。[viii]
按：這般詮解，滿是王陽明、劉蕺山一系的路數。足見古愚論學主旨，是近於陽明而遠於朱子。
這一系的思惟，重渾融而輕剖析，重情感而輕明智，重舉動而輕思辨，主意心性合一，誇大心之主宰（即性）的能動性。浙中王門季彭山（本）《説理睬編》卷二分析“龍惕”之說云：
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，蓋心如明鏡之說，本於釋氏，照自外來，無所裁制者也。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，理自內出，變更在心者也。予力主此說，而平輩尚多已然。然此剃頭於孔子，“居敬而行簡”是也。敬則惕然有警，乾道也；簡則天然有為，坤道也。茍任天然而不以敬為主，則志不帥氣，而隨氣主動，雖無所為，不亦太簡乎？孟子又分辨甚明，彼長而我長之，非有擅長我也，猶彼白而臥白之，從其白於外也，此即言鏡之義也。行吾敬，故謂之內也，此即言龍之義也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，正由不知此耳。復何疑乎？[ix]
古愚的看法與此類似，曰：
明德在我為性，達於全國，則其用在情，故誠意以好惡起，以平易近情平易近志結。見明明德於全國，正賴此情之無分歧耳。情同則懼為物引而陷於一偏，一則害心，不克不及具眾理；偏則害物，不克不及應萬事。正心修身章之情言“有”（“有所膽怯”等“有”字），修身齊家章之言“之”（“之其所親愛”等“之”字）。一留於心，一牽於物，內外之辭也。至治國章推名情面之同，高低感應之理，見情之正者即性也。至平全國，則皇帝以億兆之情為情，而億兆不克不及各自為情而會回於一，則全國年夜同矣。故曰：情面者，聖王之田，而中國能為一人，全國能為一家也。[x]
又曰：“明德天理也，好善人情也，物物各就其矩霸道也。霸道不過情面，正人平全國，平全國之情面罷了。情範於矩，則天理明於全國矣。天理從情面上見，故誠意章後修齊治平之理，皆從好惡之情推衍，不復言明德也。”[xi包養條件]
按：這般看法，滿是以“親平易近”為重的王學主旨。所謂明德，便是至善的性，有此明德發明於外，其第一念即是仁，此即知己。而知己決非空口說的對象，必需致之於家國全國，事事物物，此即陽明所鼎力倡導的致知己了。
明代中葉今後，朱子學弊病漸見。較陽來歲輩較早者，有陳白沙（獻章），主意靜中養出眉目；稍後有湛甘泉（若水），倡導到處體認天理。古愚認為，個華夏因在於：“宋、元至明，以文詞取士，朱子之學行而不暢，別為道學一派。知守朱子家法者，即士人論，不外萬萬分之一。其他無非以說話文字求盡聖人之道。蓋皆知說話文字，而不知有道矣。故白沙欲人解脫文字，於靜中養出眉目。包養dcard蓋於詞翰錮蔽之中，欲人自見天則。如樹木然，既得真種子，然後滋培澆灌，發榮滋生，自成佳木，而無惡蔭，非謂養出眉目，便可不學也。”“至甘泉，即慮及眾人不察，第包養ptt守靜中眉目而忘即物窮理之功，故以到處體認天理，為師說補出養出眉目今後工夫。非背棄師說，別開一途，自立一脈也。”
以古愚之見，白沙包養行情、甘泉二家之說，其缺乏處有兩方面。其一是：所謂所謂養出眉目，“此眉目為何物？”所謂到處體認天理，“誰體認之，且誰使之到處便自家體認天理？”於是“不得不回之知己矣”。其二是：“靜中養出之眉目，似為道之體；到處體認天理，似求道之用”。於是拘泥於文字的陋儒，以兩截視之，“不唯不見為相成，且見為相反。故陽明出而力為溝通之，曰：‘靜中養出之眉目何也？即吾心中惺惺不昧之天理也。其到處能體認天理者何也？即吾心中不時自出之眉目也。其體清明精煉，故屬之知；具於吾生之初而為道之年夜原，不為氣質物欲所蔽錮，故曰良。推之事事物物，，無處不有，無時不見，則一身之年夜用又該焉，故須致。’是白沙、甘泉之說，陽明以三字該之。而天人、內外、本末、精粗，一理融貫，其簡略單純直捷為何如哉！”古愚認為，學問之途是以而開，“故自陽明之說出，海內學人蠭起，名儒輩出。蓋自周、程創興孔教以來，未有若斯之盛也。”但是“源遠而流益分，背其師說者必多；勢盛則附從者眾，又不克不及保無莠民雜於此中”。故明清之際儒者，“鑒王學末流空疏之掉”，痛詆陽明。但是“矯末流之空疏，可也，以空疏詆陽明，不成也。詆陽明而以‘致知己’一語為遁於虛，尤不成也”。“知己之說出於孟子，致知之說見於《年夜學》”，陽明綰合二說，可謂巧；但是以“此語背於聖道，迷誤學者，則非也”。至於“詆陽明為進於禪，遁於虛”者，類“皆胸中有物，未嘗平心以究其旨，一見‘致知己’三字，肝火即生，遂不憚刻論深文以汲取其罪也”。並且“本日講學，不用與禪家爭性理，當與耶氏爭事功；且不用與耶氏爭事功，當使中國之農工商賈不識字之人皆自命孔子之途，為孔子之學。其有功吾教，較之辨明正學，蓋不止百倍也”。[xii]按：古愚生平為學主旨，在此盡情宣露。
三、食貨與平易近生
《年夜學》有云：“平易近之所好好之，平易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平易近之怙恃。”古愚說明道：
平易近所秉之性同於上，上之用情，不得不先同於平易近。好惡同平易近，即視聽自平易近，憂樂同平易近，用舍獎懲同平易近。凡上之情，溥之於全國而無分歧，即為天理之公，即為蒸平易近之則。平易近自不識不知，順之而無從作好作惡矣。堯為則天之聖，即同平易近好惡之謂也。故霸道盡此二句，為唐虞以來相傳治全國之心法，而孔子以學承之也。[xiii]
所謂王者治全國，便是平全國，而所謂平全國，則在“平全國之情”。“情者，人與人相接之情。人與人相接，不克不及不假於物。其所假之物，則財是也。財不克不及養人之欲，給人之求，則人患興，未有能平全國者也。六合之年夜德曰生，既生人，必生物以養之。聖王散財以聚人，而正辭禁平易近為非之義回於理財。‘平易近之掉德，乾餱以愆’；‘菽粟如水火’，而平易近焉有不仁？故聖人參賛化育，必在能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，方能生財以養給人之欲求而平其情也”。[xiv]
《年夜學》又曰：“生之者眾，食之者寡，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。”古愚就此説道：
自漢以來，君相運營財用，亦知取則於此。然不外重本抑末，驅平易近回農，食節用時，示平易近以儉已耳。至今思之，仍撙節愛養，謂為理財之極則則可，非生財也。生財則須以人力補六合之缺點，如羲、農以致堯、舜之所為，則可也。孔子曰：“來百工，則財用足。”又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子夏曰：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正人學乃至其道。”《禮》稱火葬之功用，《易》述十卦之制作。子貢欲用桔橰，夫子特短右袂。聖門論財用，未嘗斤斤於理之而不克不及生之也。今國外機械，一人常兼數人之功,一日能作數日之事,則真生眾用寡，為疾用舒矣。《易》稱黃帝、堯舜之治，回之制器。《年夜學》論生財，未必不見及此。故吾重複此節，而知國外機械之利，夫子必已見及，而時未至，不克不及遽興，故露其機於此，以待身奉當時者之取而用之也。[xv]
古愚自己，顯然以身奉當時、取而用之者自任。為此鼎力倡導採取機械，著有〈歐美機械必行於中國說〉。[xvi]不只坐而言，並且起而行，“既劬於講授，復懃懃為村夫改故習，圖長遠之利，振災撫寇，蒔植紡織，刊書之局，製蠟之厰，靡不殫竭心力，而策其效焉”。[xvii]“凡各國強盛之術，天年、地理、格致，經緯萬端，靡不體諸身而因以授其門生”，關中風尚因以年夜開。“復募包養app鉅金二十萬，謀汽機，開織業，以興平易近利”。[xviii]並且深知發明之局既開，六合之運無有已時，改日技巧成長所能到達的境界，本日難以猜測。云：“六合之蘊無盡躲，凡聖人發明一世，其云至治，皆其一時可為至治，不克不及有所加，非謂六合之運終這般罷了也。六合之年夜，人猶有憾。聖人有所不知不克不及，而《易》終於未濟也。”甚至認為：“延外人以教中國之平易近，來百工之說也。復興產業以自制作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正人學乃至其道之說也。”[xix]在此不只倡導延請國外教習、工師，復興自家產業，並且擯棄了聖言量，可見其膽識。
湘鄉李希聖（亦元，1964-1905），光緒間著有〈政務處條議明辨〉，謂：變法雖搜括有害，不變法雖不搜括，平易近難免於坐困。[xx]這可代表那時主意改造的新派人物之凡是見解。此中有兩個寄義：其一是變法有久長之利，可抵消今朝搜括之害。其二是變法有年夜利於國度，小平易近臨時受損無所謂，亦即國重於平易近。商鞅以降的法家主意，大略這般。
正宗儒家對此的回應是：變法雖或有久長之利，但是是以而搜括，使升斗小平易近不聊生，則決不是孟子所謂不忍人之政，若定要這般，則遺禍無限，不知所底止。並且先有人爾後有國，國本是為平易近而設，平易近不妥為此虛名所役使（章太炎有曰：“世之有人也，固先於國。且開國認為人乎？將人者為國之虛名役也？”[xxi]）。古愚有關看法，當與此不遠，關於以變法名義而搜括小平易近之舉，決不會贊成。
古愚認為食貨重於仁義，不為食貨之事而空言仁義，決非聖人之道，云：
生成平易近而樹之君，以利之也。利平易近必資食貨，故王者為政，食貨重於仁義。包養價格ptt以食貨養平易近，便是仁；以道制平易近食貨，便是義。不為食貨之事而空言仁義，則仁義無從見而年夜亂起矣。故孟子不欲梁惠王言利，而霸道之始、霸道之成，皆從為平易近謀衣食器用起。舍謀衣食，即無王政；道不成施於政，即非聖道。故曰：“道不遠人。”
平易近之質矣，日用飲食。食貨，質也；仁義，文也。無質則文無所附，無文則饜飫煖衣，逸居無教，近於禽獸，相爭取，不得安。故食貨者，教化之端；教化者，食貨之終也。
要之，“教化即以保持食貨，教化，食貨之畢竟也”。 [xxii]
《易·繫辭下》曰：“六合之年包養網dcard夜德曰生，聖人之年夜寳曰位，何故守位曰仁，何故聚人曰財，理財、正辭、禁平易近為非曰義。”（陳夢雷之注甚得方法，云：“‘曰仁’之‘仁’，仍作‘人’。人君能得全國之心，位乃可守。財，可養萬人之生，故人可聚。理財，使各得其分，養之也。正辭，則分辨長短，教之也。禁平易近為非，明憲敕法以齊其不率，刑之也。養之教之，爾後齊之以刑。聖人不忍人之政盡此三者，皆出於理之當但是不成易，所謂義也。”[xxiii]）《漢書·食貨志》引此，刪往“理財、正辭”一句，加之以：“財者，帝王所以聚人守位，養成羣生，奉順天德，治國安平易近之本也。故曰‘不患寡而患不均。’”古愚注曰：“此敍法紀食貨，為王者年夜政，語最精。然截往‘理財正辭禁平易近為非曰義’句，則第推原出‘財’字而不及政。此處進‘不安不均’無因，此班掾之疏。”又曰：“說進‘不均安’，便是進平準之由。惟不均安，故須王者立法以平之也。”[xxiv]按：即此可見古愚的儒家本質，即：所謂理財，並不只是增添財富總量，而應該施展當局效能，不使貧富差距過年夜，此即所謂平準。同時‘教’之一字，乃當局題中應有之義，不成疏忽。
古愚又曰：“秦興以食貨，亡亦以食貨。食貨所關年夜矣。然非獨秦也，自古至今，無代否則。‘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’治亂興亡之故，聖人一語定之矣。”至於漢初的療養生息，只是“不擾平易近，使平易近自謀食”罷了，“非能教也”。[xxv]而孔子之所以“賢於堯舜”，正在將上古為貴族所壟斷的教導，普及到平易近間，平易近智因此年夜開。[xxvi]
漢高祖之抑商，本“非先王之法”，還是襲秦之舊罷了，旨在使平易近弱而愚，以便維繫其統治。古愚曰：
秦既一統，惡平易近之強。商能以財自雄，便是平易近中之豪。不雅其謫發，以賈人後有市籍者與吏有罪及贅婿一例，是其借此快殺英雄之心，而非商之趨末必可抑也。漢祖既興，仍秦一統之治而因其法，非高祖創為賤商之制也。後儒不察，遂以漢之賤商為知本計，而忘其為愚黔黎之故智。身處罰爭之世，而令精髓外溢，中國貧弱，猶自認為守正務本也，豈不愚哉？[xxvii]
《論語·進步前輩》載：“魯報酬長府。閔子騫曰：‘仍然貫，如之乎？何須改作？’子曰：‘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’”《漢書·食貨志》固執於此語，謂“正人為政，貴沿襲而重改作”。古愚年夜不認為然，云：“聖人法天行之健，發奮圖強，何嘗貴沿襲？”至於孔子之“善閔子‘仍然貫’”，則別有興趣在，非貴沿襲而重改作也”。[xxviii]按：儒家對此，一貫有兩種判然不同之見。其一是天行健，正人以發奮圖強；其二是仍然貫，憚改作。古愚所取，顯然是前一種。故曰：“沿襲是廢弛之始，廢弛是沿襲之極。沿襲未嘗廢事也，因襲循行，視為具文，不加整理，而一事不成舉矣。”[xxix]按：傳統公函政治的弊端，可說為此數語括盡。
司馬遷作〈平準書〉，未嘗有一言說起“王者平準全國財富之法”。古愚認為，此非史公之忽視。〈平準書〉所載“卜式之說話行事，即其法也。皇帝理財，因之則王，利導之則霸，整潔之則強盛，與之爭則包養犯法嗎貧弱者之為也”。[xxx]凡此各種，“意圖最精，蓋即〈平準書〉之論贊也”。而“武帝平準之法”，不過乎與平易近爭利。[xxxi]《漢書·食貨志》一本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，處處以卜式與桑弘羊“伴說”，可見“史公意圖”。“卜式所言，乃理財處死，弘羊所謂平準，乃以君與平易近爭，全國之最不服者也”。[xxxii]要之，平準全國財富的正路，應是養平易近教平易近，使平易近強而智，自謀其利。以國度之尊，而與小平易近爭利，實乃全國最不服之事，於平易近當然年夜有傷害損失，久長而言，亦非國度之福，因其好惡與平易近相反，又豈能久安而長治？
四、立政與憲法
古愚認為，《尚書》中“〈立政〉一篇，尤重用法，謂為憲法之開山祖師可也。西國所謂憲法，即中國所謂洪範，所以知人安平易近平治全國之道也”。又曰：
道出於天，行於人，被於平易近。天有形聲可接，平易近之聰慧明威，即天也。故克知灼見以任人，博採庶言認為法，王則罔兼罔知，勿閒勿誤，人法相維，而世久安長治矣。自皇帝至於庶人，各守其範，故〈立政〉篇終飭司寇之法律，胥全國而範之道。西國憲法之精義，不盡於此哉？
認為中國一貫有憲法，“明明備於《尚書》”，經秦火而“銷蝕沈晦”，“至湮埋二千餘年之久”。“今為西人所迫，道始年夜明，乃求憲法於西國。是棄祖父腴膏之業而不耕，而甘行乞於市以求延殘揣也，難道年夜可痛心之事哉？”於是成《立政臆解》一書，公之於衆。[xxxiii]
《史記·周本紀》云：“成王在豐，全國已安。周之官政未順序，於是周公作〈周官〉；官別其宜，作〈立政〉。”古愚解曰：“是《周官》以順序官職，〈立政〉特殊其宜耳。別其宜，即分為主治、行政、議法三綱領之謂。”又說明“立政”名義曰：“以“立政”名篇，通篇汲汲求得人才，兢兢奉行憲法，言政者盡少。政非人才不立，非憲法不久。此‘立’字，即《論語》‘患所以立’之‘立’字。立則久矣，故不曰‘為政’，而曰‘立政’。為國如為室，人才其棟梁楨幹也，求而得之，則國基範圍立矣。”又曰：
不作養人才，而殷殷求才，才何從出？周公何故第言政不言興學？曰：〈多士〉、〈無逸〉、〈多方〉言之矣。〈多士〉，為全國立黌舍而誥勅之也。〈無逸〉，黌舍既立，君以身先之，有精力貫於此中，而人人爭奮於學矣。《多方》，為化平易近成俗之事，風氣既成，人才不克不及不興於此中。故此篇第朂人君誠求而任用之，以教化之法已前備也。教不先，無由成材。材成而上不消，不唯已成者消磨於無用，而未成之材亦無所不雅感。精華消阻，而胥自廢棄矣。周公之書以〈立政〉終，汲汲求才，即人君以〈無逸〉真精力煽動全國之人心而厚培為政之本也。[xxxiv]
先立黌舍，作養人才；人君自己則以身作則，形成人人向學之風。風氣既成，人才天然鼓起。至此，人君只須誠求而任用之罷了。人才既得，則須兢兢奉行憲法，是謂立政。按：此即古愚心目中周公治全國的範圍與次序遞次。
〈立政〉首先曰：“周公若曰：拜手頓首，告嗣皇帝王矣。用咸戒于王，曰王擺佈常伯、常任、準人、綴衣、虎賁。”古愚解曰，周公“以此篇為治皇帝總要綱要，即〈臯陶謨〉‘知人安平易近’，〈洪範〉‘建極敷言’之旨”，“因王包養條件嗣為皇帝，為全國人所回往，親行政事，舉凡立政所要者，悉以告王。其目則自擺佈、常伯、常任、準人、綴衣、虎賁，現在日奏摺首云‘為某某事也’”。[xxxv]
古愚又曰：
西國憲法，全以三權相保持，謂主治、行政、議法也。常伯如西國之君相及上議院勳貴為之，故曰伯。伯，長也，把也，謂掌管政事也。常任，即西國行政之官，謂常任事也。準人，則西國下議院，以國人之公論議定憲法以行之，準情面認為法也。綴衣，樊籬也，年夜朝會必設屏幛，故以名掌朝會禮節之官，文事也。虎賁，軍旅之事，軍備也……王擺佈，教導君德，為立政之年夜本。常伯、常任、準人，持立國之綱領。綴衣、虎賁，操馭全國之年夜柄。故特舉此六官也。[xxxvi]
按：其旨在於君主立憲，準情面認為法，設官分職，權限清楚。
〈立政〉引周公曰：“宅乃事，宅乃牧，宅乃準，玆惟后矣。碰面，用丕訓德，則乃宅人，滋乃三宅無義平易近。”周秉鈞的訓釋甚為簡明清楚，云：“宅，度也，懷抱之也。事，治事之官，即下文之任人。牧，牧平易近之官。準，平法之官。惟，為也。碰面，蔡沈曰：‘謂謀人之面孔也。’丕，讀為不。訓，與順通，依循之意。用不循德，謂用人不依循于德也。宅人者，任人惟親也。三宅，宅事、宅牧、宅準也。義，賢也。言懷抱事、牧、準之官能否稱職，乃為君矣。”[xxxvii]古愚解曰：“事、牧、準三者，人君治全國之年夜本也。宅乃事，常伯也。何故知牧為常伯？今後言長伯知之也。前統言政體，故先治人之官。主全國之治，即以掌管全國之人，皇帝亦在此中，故先之也。此析言行政，王先自治其事，然後分任以治全國之人，故變‘伯’言‘牧’，專指諸侯言也……謀，言也‘面，色也。謂以言色之德為德，則巧舌令色之人至而政本壞矣。即〈臯謨〉謂’巧舌令色‘之意也。巧舌，以詞翰取士也；令色，以容悅為賢也。”[xxxviii]亦即任官得人，乃國政要務，而官人必需崇實。科舉以詞翰取士，朝廷以奉承為賢，政治何由而良？
“立政：任人、準夫、牧作三事”。古愚說明道：
此篇言以人立政之精意，非敍官也……前包養軟體云常任，此云任人者，前舉其職，故曰常任；此言其職之所自始，故曰任人，謂任人以事，使各治生業，則凡養平易近之政，胥統於此矣。準人曰準夫者，前謂以法治人之官；此則謂準情面認為法，則教平易近之政，胥統於此矣。常伯曰牧者，媒介其主平易近事，故曰伯；此則事舉法行，教化之政立，平易近相親睦，一國之平易近為一羣，而君為之首，如牧長然，故曰牧也。此以三事該〈洪範〉之八政：食、貨、祀，任人以事也；司空、司徒、司馬，準夫為法也：賓以聯人羣，師以統人羣，即此之牧也。三事即《左傳》所言六府三事之三事。[xxxix]
按：所重在權責清楚，各官相聯而不相屬。
立政任官，本是旨在知人安平易近平治全國。假若關於平易近間實情，通俗蒼生的真正的設法，了無所知，又若何能有用管理？而舊日史官所記，究竟年夜sd包養都關於政治。如呂誠之師長教師所說，“且如衣食住行，是人生最切要的事”，但是讀舊史，這類事的記錄非常無限。上古小國寡平易近，所謂國度，不外此刻的一個縣罷了，下層政治對通俗人影響天然不小，史官著重政治之弊，尚不明顯。後代萬里提封之全國，中心當局與國民隔斷，舊史此一弊端愈顯嚴重。[xl]海通今後，舊日煌煌一統之“全國”，化而為“各國”相爭的競技場，關於社會情況的隔閡，便成了復興國度的嚴重妨礙。
古愚論治，本以平易近生食貨未重，故對所謂平易近史尤為器重，認為周初情況恰是這般：
周室史官甚多，宮中有女史，閭巷有閭史，則無地無史可知，謂為隨地皆有，固然。史類西國之報章，確實包養網VIP不易，集認為書，則真平易近史，非後代史乘所可及也。此太史當為都邑之總史，管一邑一切簿書圖籍。山水險峻，物產情面，禮俗政治，任務獄訟，凡有關平易近誕辰用之事甜心花園，皆簿錄之，以上於朝，以達于國。輶軒採詩，木鐸詢路，想皆其職。如是，則平易近情無不達，君恩無不周矣，方為武功。[xli]
此一“立政之年夜範圍”，乃“詳於治鄉而朝統其綱領，國各自治而皇帝時巡，不遺荒遠險阻之區”，真孔子所謂郁郁之文，“這般之政，可以萬古承平矣”。[xlii]以鄉治而臻於天下昇平，乃歷代純粹儒者的一向主旨。（按：中國式的處所自治，雖與儒者幻想或相距頗遠，但是實為汗青常態。[xliii]）古愚對此的憧憬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庶言，號召也；庶獄，獄訟也；庶慎，國之禁戒儲蓄也。有司，有職主者；牧夫，牧人也；文王不敢下侵庶職，惟於有司牧夫，訓敕用命罷了。按：此制如英國憲法，君主不得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權，而獨佔提議、裁可、公布等權罷了。庶言，即立法者，謂本庶人之公議以制訂法令也。庶獄，即司法者，謂持制訂之法令以督其行也。罔攸兼者，即所謂無總三權之權，亦即所謂君主無義務也。君主之義務，年夜臣代負，代負己之義務，故君主不克不及不監視之。此節是訓用違，即監視之意，亦即列國憲法君主有提議、裁可、公布諸權之意也。此政所以能立之來源根基。罔攸兼於庶獄，法立必行，長短決於公論，不箝國人之口以爲法也。罔攸兼於庶獄，法立必行，不挾君上之勢以撓法也。罔攸兼於庶慎，則任人而非任法，人君包養感情不親細務而務知人，無叢脞之憂而事無不睬矣。[xliv]
按：此一年夜段，主意君主虛位，只起監視感化，三權分立，本諸百姓公議以制訂法令，法立必行，司法自力，任何勢力不得撓法，可謂古愚論政的綱宗之言（“政所以能立之來源根基”）。
《六韜·武韜·發啓》有曰：“全國者，非一人之全國，乃全國人之全國也。此一看法，與孟子“平易近為貴”之說吻合，純粹儒者年夜都疑神疑鬼。有清末造，從東方傳來議員公舉之法。《忘山廬日誌》作者孫寳瑄，為那時包養留言板江南維新人士，其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誌載：“余掌管議院之說，詢之保守夙儒，每多認為是者。而與喜談新政諸公言之，反皆目為緩圖。余自是不敢薄視舊黨。”[xlv]按：談新政者旨在變法圖強，斟酌到平易近智未開，阻力重重，若取決公議，則“講話盈庭，誰敢執其咎”，“如彼築室于道謀，是用不潰于成”包養網站（《詩·小雅·小旻》）,故認為議會非所急。而所謂保守夙儒，雖不贊成維新變法，但在其心目中，議院一開，則庶事取決於公論，正表現了堯舜公全國的幻想，於是便多認為是了。〈立政篇〉引周公之言曰：“自一話一言，我則末惟成德之彥，以乂我受平易近。”（按：年夜意是：“從一話一言之細，我則終惟成德之士是聼，以治我所受之平易近。”[xlvi]）古愚解曰：“此和庶言也。謂和庶獄庶慎皆由和庶言做起。由此人一言，彼人一言，集包養合約者為庶言，即一國之公議也……庶言既集，理皆可通，則斷以其人平日之操行學問包養意思。平日操行學問為世人之所推服者，其所主之言必多可從，則從之認為法，使奉行以治庶獄庶慎。是所以治我受於天祖之平易近者，仍受其法於平易近也。”[xlvii]按：所重在讜論公議，出於百姓或其代言人，此即所謂“所以治我受於天祖之平易近者，仍受其法於平易近也”。
公議的面前則是“公義”。〈立政篇〉載周公戒成王，有曰“其勿誤于庶獄”，古愚說明道：
其勿誤于庶獄，勿撓法官之權也。國之年夜本在乎法令。法也者，起於人羣之團圓而以之保溫和臻久安之具，即所謂法紀也。無法令，斯無國度矣。故歐美列國視法官為極尊極貴，雖貴為皇帝，亦不克不及干預之。蓋尊法官即所以尊法令，尊法令即所以保持公義。國無公義，則強陵弱眾暴寡之風起，而國尚可認為國哉？此周公所以重複言之，以致一而再再而三，若不克不及自已其辭者。蓋欲成王知為政之大體，而無重所當輕、輕所當重也。[xlviii]
但是須知，法既起於情面，而情面古今分歧，故切不成泥古法而背時俗，故曰：“蓋立法準乎情面，情面隨時而變，故法亦不得不與之俱變。此〈立政〉之所以必應時俗情面而不成以預約下訂治法也。必得常德之人，時議而變通之，以適於治。故周公不敢預言法而言人之德，蓋恐授後代泥古法戾時局以禍蒼生”也。[xlix]
〈立政篇〉末云：“周公若曰：‘太史，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，以長我王國。玆式有慎，以列用中罰。”（曾運乾注曰：“言蘇公用哀矜折獄之道，以延我國命也……中法，平法也……蘇公為司寇定刑詳審，決獄持平，周公命太史出之，陳樂成王，垂為定制。”[l]古愚解曰：
上節打發用人，此節打發用法，所以結通篇。政便是法，人議而行之，所以立之也。太史，記錄憲法者也。專言獄者，不消憲法，則獄隨厥後，所以糾其必行，政乃可謂之立也。必能履行本日憲法，而不使滋弊於此中，則綱領不壞，今後世累變革法與之俱變，亦易為力……周公既不敢定為拘泥之法，授先人以話柄，而又恐文武之德衰，後王將伸其威權以魚肉下平易近，致毀滅其宗也，故為法令以制之，使不得高低侵越，君平易近同等以保其宗，則其專心亦良苦矣。[li]
按：琢磨周私心事，可謂細進毫芒。古愚之撰《立政臆解》，以舊開新，“其專心亦良苦矣”。
清朝末葉，譯書風行，不受拘束同等之說日益風行，“不成遏制”。古愚對此，難免憂心，云：“同等平權，西人之說本自無弊，譯者亂之耳。夫曰‘等’，則必有尊卑；曰‘權’，則自分輕重。物之不齊，勿之情也。使賢者居上以臨下，不肖者居下以送上，乃安而無傾，不服之平，平之至也。妄者樂其平而忘其等，昧其權，則年夜亂之道矣。”[lii]按：由此可見其儒家本質，即不否決不受拘束同等，但賢不肖之間仍須有級差，必需以賢治不肖。以東方尺度言，可說是守舊的不受拘束主義者。
五、學不專屬於士
光緒二十一年乙未，馬關公約成，中國賠費於japan(日本)白銀二千萬兩。古愚“徬徨涕泗，能幹為計”，尾月，季子之師解館，自代督課，授以《禮記·學記》一篇。“舊書重讀，新解特生，蓋出身之悲，有不克不及自已於言者，強附經訓，以告沖弱”，因成《學記臆解》，“若執古訓以繩予，則予之戚滋深矣”。言之至為沈痛。[liii]
古愚認為，“本日中國貧弱之禍包養意思”，乃“劃兵吏農工商於學外者為之也”。至於士自己，雖以學為“專門研究，講誦考論”，但是“鶩於利祿之途”，所學並非“修齊治平之事，日用作習之為”。“故兵不學而驕，吏不學而貪，農不學而惰，工不學而拙，商不學而愚而奸欺。舉一國為強盛之實者，而悉錮其心思，蔽其線人，繫其手足……以自支撐於列強環伺之世”。“而唯一士焉，將使考古證今，為數百兆愚盲疲苶之人，唆使提倡，求立於當代，以自全其生。無論士馳於利祿，溺於詞翰，其愚盲疲苶，與彼兵吏農工商五平易近者，無以異也。即異矣，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，此亦百不及之勢矣。”但是“救國之貧弱，孰有捷且年夜於興學者。特興學以化平易近成俗為主，非僅造士成材也”。又曰，
堯舜、禹湯、文武、周公以來，其整天憂勤惕慮者，皆為此事。其曰勤平易近，非君相一手一足代億兆人之手足而啓其心思也，納平易近於學，使皆為有效之材以自治其業罷了，所謂化平易近成俗也。故《年夜學》言治平曰；“明明德於全國”，政與教不分，故士皆出於平易近。而士訓曰“事”，訓曰“學”，九流十家之學，皆出於古之官也。桀紂幽厲，不以德教平易近，而以力制之。數百年，有政無教，中國疲弊。孔子欲起而救之，平民不得位，陳堯舜、禹湯、文武、周公之治；力不克不及及平易近，僅與平易近之秀者批注之，故言學不言政，學不及兵吏農工商而專屬於士。後代為政之掉，非聖人言學之轉義。化平易近成俗之轉義不明，而造士育材之感化亦隘。士困於記誦詞翰，平易近則困於愚盲疲苶，國勢散渙阢隉，屢受制於外人而無可若何。嗚呼，其所關豈淺鮮哉？[liv]
按：始於西漢察舉，成於唐宋以降的科舉軌制，乃歷代教導的中間，其旨趣在於古愚所謂造士成材，亦即培育精英階級。至於通俗蒼生的教導，雖不竭有官員士人倡導並履行，但是究非重心地點。古愚高聲疾呼：學不妥專屬於士，認為此乃聖人言學之轉義。從社會成長角度看，經此改變，士的常識特權將有形中打消，是以可說，這一看法，實在有相當的反動性。但是古愚自己，究竟有濃重的傳統士人顏色。年輩略後的寧河（今屬天津市）王照（1859-1933，字小航，以字行），倡導全平易近教導，更具有古代平易近主精力。
戊戌六月，小航以禮部主事應詔陳言，請光緒帝奉太后出洋遊歷，先往japan(日本)，以次繼往歐美列國。堂官阻格不上，小航面斥其違旨，乃不得已為之代奏。第怒其壅蔽，革禮部尚書懷塔布、許應騤等六人職。時人謂“王照參倒六堂”，因此名噪一時。[lv]政變後，避往japan(日本)，庚子自japan(日本)潛回。然尚為奉旨嚴拿之欽犯。光緒三十年三月進獄，蒲月始釋獲，然仍為那拉后所忌。[lvi]平易近國元年，小航在上海作《救亡以教導為主論》，鉛印行世，自謂“專對袁世凱而發”，有曰：
國為人之積，人有自立之才能，乃有聯合之才能。吾國大都人，常識缺乏營生，非教導普及萬不克不及救……救亡主義全以教導為主腦，然既非前此學部所持尊孔尚武保國學之謂，亦非古人明於共和政體備有參政常識云爾也。所謂教導者，瞻矚雖及高遠，而努力專重卑邇。撮其要曰：使人有生涯上必需之常識。定其旨曰：生涯主義融和乎品德主義，小我生涯主義融和乎社會生涯主義，一國生涯主義不悖乎世界生涯主義。循吏守拙，質直光亮，得尺則尺，得寸則寸。教導之方針在此，而政治之主腦亦在此。[lvii]
按：可見其主旨，較之古愚，更為布衣化，更不似傳統的士年夜夫。但是以為中國通俗人常識水平太不敷，難以與列強對抗，則與古愚無二致。[lviii]
〈學記〉首章（按：古愚解〈學記〉，分章一依王船山《禮記章句》）有曰：“正人如欲化平易近成俗，其必由學乎！”古愚解曰：“凡平易近之事，合平易近之智力以講究。日日為學，本日日為政；人報酬學，即人報酬政。君平易近高低，一其心力，同以學為政。平易近之德正用利生厚，事無不舉而俗美矣。為政由學，此聖王之道也。”又云：“化平易近成俗為興學之本意，則造士育材猶為講授第二義。此亦本日立書院者所當沉思。”說明“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學，不了解”，則曰：“不成器非玉，不了解非人。人非人，則國非國。有包養價格國民而貧弱不如人，其平易近不學也。秦愚黔黎，適以自愚弱罷了。”又云：“玉不琢，其太璞猶完也，而聖人謂為不成器。不成器即無用，與瓦礫何異？知此，則聖人固重智巧，不以渾沌湣悶為尚也。”[lix]按：可見其論政論學，重在開平易近之智巧，使凡平易近皆有常識，所謂學，盡非僅是特別階層（如所謂士）囊中之物。與王小航之見，頗可相通。
說明此章“是故古之王者，開國君平易近，講授為先”，則曰：“開國君平易近，講授為先，一國之政，胥統於講授。出令以率人者為教，漢公卿出令於下曰‘教’是也。奉令而治事者即為學，漢掾史事舉主若師是也。君平易近之情，直如師弟，則國是無不舉矣。講授為先，先之者，君國之職盡於是也。”又曰：“聯君平易近如師弟，國中遂無不治乎？曰：然。曾文正之治軍也，易兵將之分為師弟之情，而賊寇胥平，奏復興之績，此已然之效也。軍事然，一國之事無否則也。”[lx]王國維〈殷周軌制論〉（《不雅堂集林》卷十〈史林二〉）論“殷周間之年夜變更”，認為周人軌制，“其旨則在納高低於品德，而合皇帝、諸侯、卿、年夜夫、士、百姓，以成一品德之集團。周公制作之本意，其實於此”。與古愚此地方言，千篇一律，乃儒家心中的幻想社會。按：後代的中國，這般廣土衆平易近，各分歧地區、分歧人羣，短長關係若何能夠分歧？此等烏托邦，實際世界中顯然盡無能夠完成。
〈學記〉此章末云：“〈兌命〉曰：‘念終始典于學。’其此之謂乎！”古愚曰：“按：人道皆善，天鑒下平易近，作君作師，開國即建學也。孔子承堯舜、禹湯、文武、周公之道，即承其教。任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也。後合權與道為一，不得不分政與教為二。開國君平易近，有政權無教道，害固重于有國者，而學者不以學為化平易近成俗之事，馳于詞翰，苦于記誦，汩于利祿，艷于科名，則流弊紛出，其禍亦有國者受之也。”[lxi]按：此一論調，還是其幻想政治的表達，亦即國度應是一品德的集團，勢力當聽命於道，這般政與學方能合一，君與平易近方能一體。但是古愚秉承關學傳統，旨在經世，詳細論事之時，仍回回於當今的實際。
古愚掌管味經籍院豐年，甲午慘敗，創鉅痛深，認為欲救中國之患，“必自士子自奮於學始”“人才輩出，不臻強盛者，無是理也”。於是“與諸生約：各存自勵之心，力除積習，勉為真才”，條列六端：
一厲恥：“本日士子孰不唸書，而終無用者”，非經史之書無用，而是唸書之念不善。“由善念而唸書，則成良才；由俗念而唸書，則為惡卉。”欲唸書有效，心中須“先有主宰”，亦即先須立志。“人惟心有所恥，則內若抱歉”，始能奮發圖強，故“知恥尤立志之本也”。
一習勤：“本日全國之患惟惰為甚，而惰之患亦惟士為甚。文武分途，弓馬之事，士皆不習見，見兵刃則動色，聞礟火則戰慄”，“其嬌弱甚且同於婦女”。須知所謂士，本為兵士。勞心勞力，不成劃若鴻溝。“”勞心之人，未有憚於勞力者；憚於勞力之人，未有能勞心者也。”
一務實：“外人謀強盛，中國言仁義。”“本國之強盛有實事，中國之仁義託空口說。”中國不敵國外，實乃“空口說不敵實事”。“其弊亦自士子唸書，始束髮受舉，但知唸書為作陳腔濫調之資，不唯惟與世事無涉，並與自家身心無與。”這般，“全國事安得不壞？”“故本日之弊，非矯虛以實不成。”
一不雅時：所謂識時務者為豪傑，此“時”非指“英雄之趨時”，而是《易》之“時義”,《中庸》之“時中”。“蓋六合之機日新，帝王之政事、聖賢之學問、吾輩之識見，不得不求日新，以合六合之氣運。日新本日變，變而能新，則‘時義’、‘時中’之謂也。”“本日徒抱唐宋以來之成跡，而不統不雅開拓以來之變以印證本日，必缺乏以持本日之變。”
一廣識：本日為政，“不胸有五年夜洲之各國，缺乏以安一洲之一國”。“五年夜洲之政事、文章、情面、物產”，皆為政者所須知。“況西人差遣無情之水火，有形之氣風，一草一木之微，皆想進非非，化無用為極有效”，“使有言於四五百年之前者，則必議其妄，今果何如耶？”所謂經國年夜猷，所重者不在“跡”而在“意”。拘泥於古之“跡”而不知其“意”，“未有能應本日之變者也”。
一樂羣：“本日一盤散沙極矣。”《易》所謂“渙其羣，元吉”，意謂“渙其名利之私而羣其道義之公，渙之正所以羣之”也。“吾村夫士”，“獨學無友，目光如豆”，“居處飲食不相讓，學問工作不相謀古愚深知”。“及至居官，以空疏之識競名利之私”，“嫉賢妒能，貪榮慕勢”，“官方壞則事事掉人心”。孔子曰：“正人矜而不爭，羣而不黨。”“自愛名節則矜而不黨，不貪名利則不爭而能羣。能羣則胞與之仁，不羣則風聲鶴唳之勢。”士有“人心世道之責”，非樂羣不成。[lxii]
古愚深知，中國舊日“造士成材”的教導，盡不合適於現時的情勢。若欲與世界列強一爭高低，必需將兵吏農工商等一概歸入於“學”之內。但是當時的中國，社會中堅究竟還是士年夜夫。若士人仍然醉心於富貴榮華而不知講究實學，缺少古代常識，其他一切都談不上。他終生從事教導，主講書院，此物此志也。
六、餘論
光緒甲午今後，中國士年夜夫的主流看法丕變，主意變法者日趨優勢。如《忘山廬日誌》作者所指出，那時力主維新變法者年夜都認爲，平易近智未開，阻力重重，新政必需自上而下，強力奉行，不然築室道謀，功成無日；這般嚴重議題，豈可取決於智識未開的公衆，故開議院盡非急務（按：這般論調，可謂本日“新威望主義”之先聲也）。至於“保守夙儒”，懷抱著王國維所謂納高低於品德的幻想境界，故多以議院為是。劉古愚的看法，則是合二者為一：既主意維台灣包養新變法，又鼎力倡導議院軌制。
二千年來，中國社會的一年夜特點，如錢賓四所指出，“有士之一流品”，[lxiii]實為傳統社會之重心。所謂士，包養一個月價錢一方面是權要或候補權要，亦即社會統治精英；另一方面又是社會代言人，與政權不無嚴重關係。士之所以有此位置，很年夜水平上在於對“學”的壟斷。而古代社會特色之一，是教導的普及化。普魯士勝法國，japan(日本)勝中國，教導普及，平易近衆常識水平廣泛進步，當為主因之一。古愚有鑑於此，高聲疾呼，學不妥限於士，必需普及於兵吏農工商各階級，不然無法與列強對抗。可謂知本之言。但是一旦科舉廢，“學”不再為士所獨擅，則傳統士人社會亦隨風而逝，無可挽回了。而這決不是古愚所包養俱樂部樂見者。汗青演變，即是這般的弔詭。
大都士子尚沈溺於富貴榮華、陳腔濫調文章之際，古愚即竭盡全力，倡導天然迷信，認為機械必年夜行於中國，可說是孤明先發。但是其目標，仍在於適用（非這般中國將無以自立於古代的世界），而非為常識自己而求知。中華固有文明所重視的，是實際的世界，以後的人生，所追蹤關心的，是應對萬物，而非求知萬物。而東方古代迷信的長足提高，其最基礎緣由正在為常識而求知（古代適用技巧，只是其副產物）。中國之所以不克不及開呈現代天然迷信，最基包養金額礎緣由在此。古愚雖鼎力倡導天然迷信，仍不脫此一傳統。
近代學者中，對此熟悉最為深切者，當推章太炎。其《菿漢微言》有曰：
學術無鉅細，所貴在成條貫。制割年夜理，不外二塗，一曰求是，再曰致用。下譣植物植物，上至求證真如，皆求是耳。人心好真，制器在理，此則求是致用更相互為矣。生有涯而知無涯，是以不求徧物，立其年夜者，立其小者，皆可也。此如四平易近分業，不用兼務，而亦不成相非。若以所好吡其所不知，是為中德，乃兇德之首矣。[lxiv]
古代迷信研討以求是為回的真理，為此數語括盡，顯然越出了傳統中國思惟的藩籬。太炎看法之超卓，即此可見。
注釋：
[i]《清儒學案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9年，影印原刊本），卷一百九十一，頁一上。
[ii] 陳三立《包養金額散原精舍詩文集》（包養留言板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03年），頁1015（卷十三）。
[iii] 〈關中劉古愚師長教師墓表〉，載閔爾昌纂錄《碑傳集補》，卷五十二，支出《清代碑傳選集》（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987年，影印本），頁1567。
[iv] 錢穆〈清儒學案序〉，載其《中國粹術思惟史論叢（八）》*臺北：東年夜圖書公司，1990年），頁388。
[v]《年夜學古義》（思過齋刻本），頁一。
[vi] 同上，頁下——二下。
[vii] 見氏著〈中國晚世の客觀唯心論につぃて……萬物一體の仁の思惟〉，載《西方學報》第二十八號（1958年），頁1-80。此文近年有鄧紅譯文〈關於中國晚世客觀唯心論……“萬物一體之人”的思惟〉，支出島田虔次著、鄧紅譯《中國思惟史研討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09年），頁3-66。按：島田氏深受侯外廬諸人影響，將中國思惟分為唯物論、客不雅唯心論、客觀唯心論，並以此定思惟之高低，可謂與中國思惟史實情全不響應。祛除此等名詞的障眼法，此文自己仍頗可看。
[viii]《年夜學古義》，頁六下。
[ix] 季本《説理睬編》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卷二，頁六。
[x] 《年夜學古義》，頁三十。
[xi] 同上，頁三十二。
[xii] 以上諸節引文，皆見其〈與門人王含初論致知己書〉，載《煙霞草堂文集》，引自《清儒學案》，卷一百九十一，頁十八下——二十下。
[xiii] 《年夜學古義》，頁三十五下。
[xiv] 同上，頁三十五。
[xv] 同上，頁三十七。
[xvi] 《清儒學案》，卷一百九十一，頁十四上——十六上。
[xvii] 〈劉古愚師長教師傳〉，頁1016。
[xviii] 〈關中劉古愚師長教師墓表〉，頁1567。
[xix] 《年夜學`古義》，頁三十七下——三十八上。
[xx] 引自。孫寳瑄《忘山廬日誌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083年），頁421（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日）。
[xxi] 《國故論衡·原道下》，龐俊、郭誠永疏證《國故論衡疏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頁709。按：此書分三卷。中、下卷龐俊疏證，上卷郭誠永疏證。
[xxii] 《前漢書食貨志注》，開通書局《二十五史補編》本。頁1。
[xxiii] 《周易淺述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983年，，影印《四庫全書》本），頁1983（原書，卷七，頁六十一下）。
[xxiv] 《前漢書食貨志注》，頁1。
[xxv] 同上，頁2-3。
[xxvi] 同上，頁7。
[xxvii] 同上，頁4。
[xxviii] 同上，頁6。
[xxix] 《尚書微》，《煙霞草堂叢書續刻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本），頁二下（〈西包養俱樂部伯戡黎〉篇）。
[xxx] 《前漢書食貨志注》，頁10。
[xxxi] 同上，頁9。
[xxxii] 同上，頁11。
[xxxiii] 《立政臆解》，《關中叢書》本，〈序〉，頁一。
[xxxiv] 包養管道上書，頁一上——二上。
[xxxv] 同上，頁二上——三尚1。
[xxxvi] 同上，頁三。
[xxxvii] 《尚書易解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4年），頁265。
[xxxviii] 《立政臆解》，頁四上——五上。
[xxxix] 同上，頁十二。
[xl] 呂思勉《汗青研討法》支出其《史學四種》（上海：上海國民出書社，1981年），頁17-19。
[xli] 《立政臆解》，頁十六。
[xlii] 同上，頁二十下。
[xliii] 柳詒徵有〈中國鄉治之尚德主義〉一長文，論之甚詳。見《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991年），頁178-225，可參看。有曰：“吾國自遠古迄元明，號為君主政體，然以版圖之廣，生齒之眾，立國之本仍在各處所之自躋於善，初非徒恃一中心當局或徒依靠當局所錄用之仕宦，而國民盡不自謀。”（頁179）
[xliv] 《立政臆解》，頁二十一上——二十二上。
[xlv] 《忘山廬日誌》，頁279。
[xlvi] 《尚書易解》，頁270。
[xlvii包養網車馬費] 《立政臆解》，頁二十五下——二十六上。
[xlviii] 同上，頁二十八上。
[xlix] 同上，頁三十上。
[l] 《尚書正讀》，黃曙輝點校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年夜學出書社，2011年），頁270。
[li] 《立政臆解》，頁三十下——三十一上。，？
[lii] 見李岳瑞所撰古愚墓志，引自《清儒學案》，卷一百九十一，頁二十八。
[liii] 《學記臆解》（關中叢書）本，卷首，頁二下——三上。
[liv] 同上，頁一上——二下。
[lv] 見黃鴻壽編《清史紀事本末》（北京：北京藏書樓出書社，2003年，影印平易近國十年上海文明書局刊本），頁496（原刊本，卷六十六，頁三上），及〈戊戌六月禮部代遞奏稿〉，載《小航文存》，支出沈雲龍主編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》第二十七輯265種（臺北：文海出書社，1968年），影印本，頁25-38（卷一）。
[lvi] 見〈官話合聲字母原序〉跋文，《小航文存》，頁85（卷一），及〈復江翊雲兼謝丁文江書〉，上書，頁265（卷三）。
[lvii] 上書，頁141-142（卷一）。
[lviii] 庚子四月，小航以僧裝自japan(日本)潛進山東。次年八月，赴北京賢良寺謁李俊鴻章。鴻章託病不見，“委其最心腹之幕僚于式枚代見”。于氏問“拯救中國的戰略”。小航答道：“我們中國年夜毛病，在四千萬人常識不敷。俾思麥言，布魯士能勝法國之功，全在小學教員。japan(日本)靜心用功二十餘年，教導普及，纔能打垮中國。我明天莫說秀才舉人進士沒有能為，就說都有能為，全國合計二十萬秀才舉人進士，比japan(日本)五萬萬受過通俗教導的平易近，少二百五十倍。以一敵二百五十，還有什麼戰略可說？我的劣等見識，中國當局非重視鄙人層的小學教導不成。”又說：“前清直到末年，管束育的年夜員，但抱定培養人材的標ushi語，所成立的書院，與戶口比擬，不啻九牛一毫，實即是無。進平易近國後，各縣正式小書院較清末有減無增。前清所謂培養人才者，造官材也。平易近國口號較多，教導神通總不過教以爭權，教以吹法螺，教以駭嚇洋人，令人人含有出風頭之妄念，亦還是放浪不羈之新樣官材罷了，於真正平易近事何涉？”見其〈年夜謬（示梁漱溟第四書），《小航文存》，頁315-317（卷三）。
[lix] 《學記臆解》，卷一，頁四。
[包養心得lx] 同上，頁五。
[lxi] 同上，頁六。
[lxii] 〈時務齋學規〉，載《煙霞草堂文集》，引自《清儒學案》，卷一百九十一，頁二十四下——二十八上。
[lxiii] 〈中國文明傳統中之士〉，《宋明理學三書隨札》（臺北：東年夜圖書公司，1983年），〈附錄〉，頁181。
[lxiv] 《菿漢微言》，《章氏叢書》本，頁四十五上。
責任編輯：柳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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